4年前，毒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一批官员被问责。如今，多数被问责官员重获要职。其中，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在被问责后相隔一年多时间，调任安徽省环保局局长。被撤职的原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目前已调安徽的一个地级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被责令辞职的原阜阳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副局长丁丽玲，调阜阳另一家市直机关任副局长。（《成都商报》12月14日）
想起那些受劣质奶粉所害的“大头娃娃”，我依然心有余悸。在那道食品安全监管之失的伤口尚未痊愈之时，在国人尚在置喙治吏的究责之拳不够坚决和有力之际，却看到当年失职、渎职的官员体面地重戴乌纱帽，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怎能不让人惊诧？
被问责官员悉数重获要职，不免让人怀疑，当年“问责风暴”虽然刮得猛烈，不过是给愤怒的公众以心理安慰。这种转瞬即逝的治吏风暴，只打干雷不下湿雨。在一个个鲜花般娇嫩的小生命可能还未完全康复之时，“问责”已吊诡地走上了异路。
这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上，到底失职的问题官员该不该重新启用？不管是重庆“彭水诗案”的主角蓝庆华后来复出平调至重庆市统计局任职，还是最近倍受公众腹诽的辽宁西丰县派人进京抓记者案的指挥人张志国的复出，均反映出这样一种官场生态：对缺位或越位的公权的究责体系尚显单薄和疲软。一边是纳税人要求公仆不断提升自己的为民服务意识与水平，尽快打破干部“只上不下”的怪况，甚至是变公务员的铁饭碗为瓷饭碗；一边却是一些公仆明显愧对纳税人，甚至对纳税人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却照样饭碗难丢，还可以等风潮过后去异地做官甚至升官。
以“风暴”为名义开始的究责行动，很可能悄无声息地结束。真正的治吏究责，却会因为赋予了法律、法规的精神灵魂而经久不衰，让责任追究的每一个环节不打折、不留情。而以爱护干部出发，柔情似水地官场问责，最终只能将“究责之躯”的法律灵魂掏空。实际上，这对整个公共管理体系来讲，这样的“爱护”是扭曲的，不仅让少数获重新启用的问题官员难有愧疚感，相反会给官场带去负向激励。官员看到，失职后大不了低调一年，乌纱帽还会重回头上，没什么大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