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美顶尖医疗机构，克里夫兰医学中心正处于全美声讨健康产业的舆论漩涡之中。同其他医疗机构一样，在面对医疗成本上涨的同时，还必须在确保医疗服务质量、吸引更多人才、提供价格合理的医疗服务等方面保持平衡。 不过，同其他医疗机构不同的是，作为成立于1921年的非营利性医疗服务组织，克里夫兰医学中心还担负着治病救人、医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使命，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改革与创新的摇篮。
而创新本身就是一件充满争议的事情。拥有3.7万名员工、年收入超过44亿美元的克里夫兰医学中心正在酝酿一场自主性创新：如何在大力降低国家医疗费用的情况下继续改进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体验？
应该说，克里夫兰医学中心早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清洁用品已被无毒产品替换、不再招聘会抽烟的新员工……虽然克里夫兰医学中心的医生们在医疗技术、生物医学和药理学的创新方面一直都很优秀，而且其旗下的心脑血管研究中心在过去的10年多时间里一直在全美排名榜首，但是有不少观察人士认为，这群优秀的医生们在这场创新运动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利益冲击。
近日，克里夫兰医学中心的首席执行官Delos Cosgrove接受了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采访。
Delos Cosgrove可不是一名普通的CEO，在2004年升任该职位以前，他在克里夫兰医学中心做了30年的心脏外科医生，拥有30多项专利。上任以来，他也很适应这一新角色，不仅致力于改善患者健康，还在病人看病体验和健康产业的未来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
“减轻医疗成本的关键在于减轻疾病负担”
问：你觉得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方向是什么？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Cosgrove：目前美国人最关心的医疗问题就是成本问题。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了很多资金，每年接近2万亿美元，约占全美GDP的16%。成本的上涨已经对医疗产业的竞争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引起了大家对于整个医疗产业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讨论。
如何在降低医疗成本的同时提高医疗质量？唯一的办法是减轻疾病负担。全美早逝人群中有40%是因为肥胖、缺乏运动和吸烟所造成的，而这些致病因素本身是可以预防的。在过去几十年中，我给很多肺癌病人做过手术，这些病人无一例外都抽烟。因此，最简单的治疗方法就是帮助这些病人戒烟和减肥。
问：克里夫兰医学中心在预防领域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
Cosgrove：作为一家医疗机构，我们首先要在预防方面起到表率作用：要求员工不能抽烟、拒绝录用会抽烟的新员工等等。虽然在美国大约有6000家公司不招聘吸烟的员工，但是很少有医疗机构位列其中。我们在这方面开了先河，同时也承受了很多指责，员工们也担心接下来的改革举措是否会涉及性别和家庭饮食习惯等等。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指责会不攻自破，而应聘人数也不会受到影响，很多优秀的人才还是很想来这里工作的。
“我们开始关注患者的生存质量”
问：如何从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Cosgrove：医疗服务领域的竞争主要受成本因素驱动，看谁能够成为费用最低廉的服务提供者，但低价并不等同于好的预后或更高品质的服务，重要的是让钱花得更实在。
人们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健康产业，却很少获得这方面的反馈信息。为了提高投资价值，必须要考虑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在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我们很早就开展了心脏外科手术患者的结局测量，因为患者本人有权利知道手术的预期结果。
目前为止，我们总共出版了29本关于临床结局研究方面的书籍。通过测量这些指标可以发现问题并着手解决。现在，这项工作已经被诊所医生广泛接受，并成为诊所文化的一部分。已经开展了3年的监测项目越来越复杂，所有的研究结果都会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关注患者的生存质量，而不仅仅是降低患者的死亡率。
为了保证治疗过程的透明度，我们向患者开放了医疗记录，患者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诊治过程。事实上，这些医疗记录不应该属于医院，而应该属于患者。
问：这种治疗过程的透明度是否也改变了你关于竞争的思考？
Cosgrove：是的。在我最初做心脏外科医生时，患者的死亡率是20%，患者存活与否是评价手术成功的标准。但现在情况完全改变，因为几乎每个患者都能存活下来。患者用他们的亲身体验来评价服务质量，这种体验由身体感觉、临床治疗以及情绪体验组成。患者将根据这些体验形成他们自己的意见，我们不得不强调这种体验的重要性！这是患者所期望的，同时也是改善患者情绪的一个好机会，显然这种情绪会影响患者康复的进程。
“世界是由技术引导的”
问：克利夫兰医学中心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你是如何经营这样一个全球性产业的？
Cosgrove：我们的诊所有着诊治世界各地患者的悠久历史，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冠状动脉造影就发源于此。每年前来诊所就诊的海外患者多达5000例，但“9·11事件”以后情况有所改变，因为很多人不愿或不能前往美国。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开始寻找各种机会来满足全球患者的各种需要。我们收到了很多邀请和合作计划，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在哪里开展活动？
最终，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们不能指望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医生遍布美国和其他国家。事实上其他国家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因为我们有包括医生、设施和技术支持在内的一整套运转模式。第二，我们不希望短期参与。我们不希望克利夫兰诊所只是作为一个名称出现，而是希望能够真正参与其中。当然，我们不想让资本处于危险之中，所以暂时还没有打算向偏远的地区进行投资。
问：当其他地区的医疗服务质量提高时，你们如何吸引病人到克里夫兰医学中心？
Cosgrove：我们认为，世界是由技术引导的。在一个医学资源分配被精简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医学实践和医药配置不断创新。克里夫兰医学中心成功的部分原因就是我们是在自愿地引领创新。我们的创新由来已久，包括不做根治性乳腺癌切除而选择局部肿块切除、冠状动脉造影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如果不创新的话，就不会脱颖而出。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培养一种创新精神。比如，我们要求医院1800名医生每人每年都去其他地方进行培训。我的许多创新都源于我在法国、德国、英格兰和斯坦福大学时脑海中闪现的一些念头。
“把重点放在对病人有益的创新上”
问：医生与病人之间是否有利益冲突？
Cosgrove：在这方面医学领域可能与其他领域有所不同，因为医学本身就被看作是一项慈善活动。肾脏透析是在二战结束后由克利夫兰诊所的一名医生发明的，但他没有获得任何专利。克利夫兰诊所也没有因为这一重大突破而得到任何经济回报，即使我们已经为这项研究投入了大量研究经费。许多公司利用这一创新成果制造了血液透析装置，并为此赚了大把的钱，但这些都与诊所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我们主张，如果诊所能够受益于自己所投资的研究，那么它至少应该是公平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认为，产品开发者应与公司分享利润。这样的讨论在大学里也同样存在。后来，法律规定发生了变化，鼓励研究机构申请专利，并让其走商业化发展的道路。于是人们开始质疑：“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造福人类？”答案是两者都需要，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对病人有益的创新上。
问：如何保持这两种利益之间的平衡？
Cosgrove：大约在7年前，医院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风险投资公司，由医学专家来评审新产品。通过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收回了一些资金。我们还成立了“克里夫兰诊所创新中心”，专门负责开发本院员工的知识产权。这个中心所有的专利、产品和回报都由克里夫兰医学中心与发明者共享。我刚做CEO的时候，这个创新中心才刚刚起步，因此一上任就面临利益冲突和专利公开等方面的压力。
我们用心设计了一套政策来保护那些协助医学创新的病人，这就要求医生们必须公布他们得到的商业赞助和担任的公司顾问职位。这些资料都被记录成册，以确保商业利益不会影响医院的重要决策。坦率地说，制定这样一套机制并不容易，我们并不希望这个机制过于严厉，因此我们只是建议医生，“你们应该和制药公司保持适当的距离，因为有时候这些利益冲突会限制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展，并且会阻止创新的进程——最终也会损害病人利益。”
小资料
美国克里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医疗机构之一，至2006年，其在全美医院医疗质量评比中连续12年排名第一。现任首席执行官及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Delos Cosgrove是世界著名的心脏外科学界的巨人，曾任美国全国心胸外科协会主席，其科研成果中有18项获得美国国家专利，其中2项因在心脏外科学的发展上起到革命性的作用而以他的名字命名。
医学中心总部的病人来自全美50个州及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总门诊量达到289万余人次，总住院量达到53000余人次（不包括产科），总手术量达到69000余台。每年吸引各类科研基金达1.49亿美元，其培养人才的Lerner College医学院在全美150所医学院中排名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