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仍将在未来的医疗行业中发挥调节作用，但是政府的介入将保证这一特殊行业的公益性，“群众对过去医疗改革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太商品化了”
在外界长久的猜测和揣摩之中，新医改方案终于迎来了第一批“普通读者”。 4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分别由医药行业人士、其他群众代表参加的两场座谈会，主要讨论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南海再次敞开大门，听取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声音。
据本刊记者了解，这一征求意见稿在宏观层面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了指导意见。根据目前确定的方针，今后医疗行业将以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
在座谈会上，多位代表提出，应尽快出台配套措施，加速推进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征求意见稿讲到新医改的紧迫性时，说它关系民生和社会和谐。我觉得不仅如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在座谈会上提出，老百姓都在拼命存钱害怕生病无钱可治，如果新的医药卫生体制能够解决这种担忧，显然可以大大刺激消费，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
2008年1月，曾益新牵头的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课题组，向国务院提交了名为《我国现行医疗体制改革的建议》的中科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报告书。这也是我国最高科研机构中科院提出的唯一一份医改方案。
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程红兵来北京前，特意请学校工会搞了一项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人欣慰：由于近年国家大幅改善提高了教师待遇，加之上海完善的医保体系，建平中学的教师们对看病并没有太大“怨言”。
但他在座谈会上还是提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应坚持平等原则，使全体国民享受同样的医疗待遇。会后，几名农民代表拉住他的手，一再感谢“程老师”也为他们说了话。
包括曾益新、程红兵在内，22位代表对新医改方案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
温总理说，这样的座谈会还要继续开，边座谈边研究。经过这一轮的征求意见之后，进一步修改完善《意见》稿，适当时候公开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推进医保体系建设被视作根本
启动已有22个月、先后有10家单位公布其方案的医改，在方向和措施上始终争议不息。但无论如何，新医改应集中针砭“看病贵”、“看病难”已成共识。
对于曾益新来讲，解决“看病贵”的核心是建立完善的医保体系。“如果说出来，可能又要挨骂。”两个月前，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提出，“中国看病最不贵”，结果招至舆论炮轰。
曾益新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绝对价值来看，我国的医疗收费标准是比较低的，大约是美国的1/10至1/20。”但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病人就医时个人支付比例畸高，其中相当一部分病人完全由自己支付，疾病的风险主要由个人承担。
经常有人卖掉房子到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看病，最后仍付不起治疗费用，只好找曾益新请求减免。为此，医院设立了救助基金，每年几十个名额仍不敷需求。
政府投入是推进医保体系建设的根本因素，这是这两次座谈会的关键点之一。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一直徘徊在GDP的4.7%至4.8%之间，远低于美国的16%；2006年医疗卫生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3.27%。
程红兵告诉记者，中央高层领导也在座谈会上提出，将进一步增加新农合等项目的投入，一些项目的政府出资比例可能翻番。
本刊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无论征求意见稿本身还是代表的发言，都将完善医保体系作为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
从2007年起，以覆盖全社会为目标的医保体系建设开始逐次推进。获批跻身全国首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城市后，成都2008年3月各类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近1100万，覆盖了户籍人数的98%。
同样参加了座谈会的成都市医保局副局长徐洪高告诉记者，2008年，成都将出台新的医保办法，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所有人群。但从成都的实践来看，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保险机构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曾益新说，目前保险机构对医院单据的检查还很笼统，而在国外，这些工作都是保险机构聘请专业人士对所有单据逐一核查的。
基层医疗机构或成重点
根据曾益新团队的调查，“看病难”具体表现在各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有些病人因此视看病为畏途，干脆选择放弃治疗。另一方面，二级医院病床使用率仅三四成，设备匮乏，基本上不能吸引正规医科毕业生去工作，医疗水平江河日下。
征求意见稿中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对建设基层医疗机构的设想。但曾益新觉得，其中一些内容还需斟酌。
“比如说要培养大量专科生到基层医疗机构，但现在问题不是医疗人才不足，而是下不去。”曾益新说，现在每年都有二三十万医科本科毕业生，其中有40%的人转行，在这种情况下，再培养大量专科生并不理智。
曾益新在座谈会上提出，是否可以参照免费师范生的模式，培养一批毕业后到基层服务的医务人员，并逐渐使他们的收入接近或超过供职于大医院的同行。
“十一五”期间，广东省政府每年安排1亿元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的建设和设备购买，并规定由省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按每万名户籍人口配置10名医务人员，每人每年1.2万元标准给予补助，对这些地区的村医每人每年补贴1万元。
26年终将建立国家基本药品制度
对于社会关注已久的医药分开问题，可能将依靠“折中”的国家基本药品制度解决。
曾益新认为，药品问题并不是导致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在政府投资不足的情况下，药品是医院解决运行、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目前的问题是，药品流通环节太多，“有回扣这些情况，几元钱的药很容易就卖到七八十元。”
国家基本药品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国家基本药品目录》，目录内的药物由政府组织招标，定点生产、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在必需、适宜、安全、廉价的原则下，政府确定基本药物的品种和价格，各类医疗机构使用这些基本药物的比重也将通过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记者了解到，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起草基本药品目录，从1982年到2004年已颁布了四版，但相应制度并未建立，很难指导实际工作。
比如现行的基本药品目录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制定，而在患者用药报销中，一般根据劳动保障部门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两者的性质和作用虽然基本一致，但内容差异较大，如果不能一致，就无法建立国家基本药物报销制度。
此外，《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药物目录》、《乡村医生用药目录》、《社区医疗机构用药目录》等，也都需要统一。
另一方面，《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本身也存在很大问题。如一直倡导基本药物概念的WHO建立的基本药物目录有312种，世界上多数国家是二三百种，一般不超过400种。而目前我国列出2000多种，其中化学药773种，另有中成药1200多种。
对于国家基本药品制度，程红兵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我国地区差异很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居民购买20元一盒的药品可能并不嫌贵，但在西部地区就很难让人接受。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就可能让群众对新医改产生疑问。
公益公平众望所归
公益性、以人为本成为征求意见稿贯穿始终的基本原则。而此前外界关于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补供方还是补需方、保大还是保小、医疗机构性质等问题的争论，都随着这份方案的亮相而初见分晓。据本刊记者了解，力争实现两者兼顾，以其中一方为主导，成为基本解决思路。
“政府主导并不是重计划体制。”曾益新说，市场仍将在未来的医疗行业中发挥调节作用，但是政府的介入将保证这一特殊行业的公益性，“群众对过去医疗改革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太商品化了。”
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民营医院可能将承担高端医疗服务，政府将保证大多数公立医院的公共性质。
温家宝总理说，通过这两次座谈，“觉得心里有点儿数，就是大家都赞同、或者原则赞同这个改革方案。”而第二点就是认识到医药卫生改革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和艰巨。（记者山旭/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