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最新公告宣布，比尔·盖茨将从今年6月26日起，放弃在微软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以便腾出更多时间，专注于他与他太太共同创办的世界最大的慈善基金会。
比尔·盖茨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这类慈善事业？放弃所擅长的IT高科技王国是否值得？
仔细了解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及其所从事的事业，或许就能明白，比尔·盖茨与他的太太所从事的这项事业将大有可为。
根据BIO、美国药品研发与制造商协会和安永国际的最新统计，生物医药开发方面的投资每年增长速度很快，2007年已经达到600亿美元。 但十分尴尬的是，经费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新药上市数目增加，尤其是新化学实体的药物越来越少。何以出现如此难堪的研发产出局面？
除了大药厂本身机构臃肿和决策判断有误、FDA审批药速度放缓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生物医药创新产品的早期研发项目得不到大药厂和投资者的青睐，大量的资金被投向所谓的重磅药项目。在投资者和药厂决策者看来，处在临床前研究或未达到临床试验IIa阶段，也就是那些还没有得到概念证实的创新研发项目投资风险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金额虽少，但吃力不讨好。风险投资者也有同样的感觉，支持需要至少5~8年才能上市的项目和公司，他们等不起。大家都是为了规避风险，把赌注押在后期项目上，但没有培育早期项目的资金和温床，怎么会有更多的早期项目进入临床，进入后期开发？不敢冒风险，不愿作长期的投资，这种大药厂固定的思维和投资模式正在种下更多的恶果，时刻困扰着大公司的CEO们。
的确，生物医药开发风险巨大，投资周期太长，使得一般投资者不敢问津，专业投资者也越来越敬而远之。而慈善公益创投者本来的特性就是喜欢接受挑战，他们愿意承担风险，资助其他人不敢接手的生物医药项目。
如果说短期内要改变大药厂和投资者的心态和投资策略不太现实，那么一种新兴的投资主体和模式正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给生物医药的中小企业带来了春风雨露，那就是慈善创投，或公益创投。
生物医药永远是个朝阳产业，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难题和临床需求，需要有好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对于富裕的慈善家来说，在这一领域中投资捐赠社会价值巨大。
今天的创业慈善家有着共同的特质：他们相对年轻，多数是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者。他们事业成功，乐于做慈善事业。他们通常在资助的事业中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像风险资本家那样，更主动和专业地服务于所投资或捐赠的创业创新型企业。他们对企业和研发机构资助是作为投资，而不是礼物和捐赠。所不同的是，风险慈善家的资助和时间投入，并不指望用美元和英镑来衡量收益。
钟情医药
与传统意义上的基金会不同的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一种新型、更积极主动介入全球公共、教育、卫生和扶贫事业的基金。它旗下聘用数百名行业精英和专家，每年评估和挑选最重要的项目进行投资和捐赠。基金会的资金委托投资高手管理，每年产生相当可观的投资收益，用于慈善事业。该基金会除了对非赢利性机构进行支持外，也对赢利性公司进行开发性的捐赠和资助。
成立于2000年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目前管理的资金包括，由比尔·盖茨夫妇共同捐赠的373亿美元，未来加上巴菲特捐赠的资金，估计将超过600亿美元。基金会目前有600名员工，已经投资、资助和承诺出资165亿美元。
引发医药产业内人士关注的是，该基金会的主要方向（50%的经费）是支持全球健康产业研发和公共卫生事业，积极介入治疗和预防危害第三世界国家的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传染性疾病。
慈善公益创投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慈善捐赠及管理模式，在美国硅谷一带相当流行。它是许多成功企业家所偏爱的捐赠模式，借用的是风险投资的特点和经验，更讲究积极主动地介入，促使捐赠与被捐赠双方更多地互动、交流与服务，更注重捐赠后的社会化效益，而不是像开张支票和在捐赠后每年过目年度报告那么简单。公益创投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强调社会责任和捐赠资助的效果。
在美国，不少企业创办人士在获得成功并积累巨额财富之后，都喜欢做点慈善事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偏爱为生物医药企业和项目提供资助。这些公益创投行为，给生物医药研发带来了新鲜血液。
雪中送炭
以支持生物医学风险企业为己任的慈善事业，或专门支持某些疾病定向研发的慈善事业正变得热门起来，并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原因何在？
首先，生物医药研发需要投资，早期项目不容易得到投资者青睐，慈善创投正好填补这一空白。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早期项目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其次，对于有投资管理周期的大部分风险基金，投资8~10年的项目的确很难操作，况且投资周期越早，所需资金越少，这对大的投资基金而言是无法实施的，因为投资前期项目风险更大，程序一样，集中做早期项目难以产生预定的投资目标。
再次，有许多项目，如罕见病新药开发，临床病人急需但市场偏小的领域，无法收回投资成本，一般无人问津。追求社会效应的慈善创投资本介入则最为合适。
据统计，美国有几万家慈善基金会，每年设计捐赠基金几千亿美元，其中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创投或公益创投可能不到100家。从各个基金会的资助方向看，有教育、医疗、科研、扶贫及公共事业等，明确用于资助新药开发、疫苗研制以及早期基础研究和生命科学探索的非官方研究基金每年可能有100亿美元左右。
用在刃上
1997年，哈佛学者Grossman及其同事Christine Letts、William Ryan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文章建议慈善基金会应该学习风险投资者的运作管理模式，因为二者除了主要目的是否赢利不同外，其他性质和挑战是基本一样的，要对投资者或捐赠者的钱负责，应挑选最好的项目投资或资助。
做慈善基金，在西方很流行，有几十万个基金会，但慈善创投的历史并不长，它的专业要求很高。
对许多人来讲，他们最崇拜和尊敬的或许是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样最高境界的风险慈善家。他们运用其相当高超的财技管理能力于各种非营利性事业，他们所捐赠和涉及的资产往往涉及500亿~6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盖茨和巴菲特这两位世界首富特别注重全球卫生和教育事业，而其他高知名度的慈善家有部分选择了社会和环境问题。
目前，以疾病为支持重点的慈善基金会在美国非常流行，几乎每种疾病都有对应的慈善基金会支持。这些基金会通常是由病人或其家属发起，往往会承担起那些被忽略疾病的研发资助，这些重要的资助，可能导致开发出治疗这些疾病的新药和新疗法。迄今为止，这些基金会大多数都支持学术研究，但有几个基金敢于冒险涉足投资到工业界领域，为年轻的生物技术公司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这些以疾病为重点支持的基金会，包括“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和“青少年糖尿病研究基金会”，还有涉及肿瘤、心脏病、哮喘、老年痴呆症等领域的多家慈善机构。基金实力和资助力度也有很大差别，主要取决于基金的发起人和管理者的“能量”和知名度。比如儿童糖尿病基金会，到目前为止已经对外资助了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力度更是无人可比。
点评
下一棒，不再迷失
慈善捐赠在西方非常流行，民众捐款热情很高，富翁的捐款数额更是高昂。在美国，平均每年每个家庭的捐款达到1000美元左右，其中不到3%的家庭慈善捐款比例高达75%。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2006年慈善捐助高达2950.2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了10%。在公益创投方面，富人尤其是成功的企业家表现最为突出，他们不仅愿意出钱，更愿意出力。统计数据表明，捐款的数目与捐款人公益时间的投入成正比。
公益创投让捐赠者更多地参与对话、服务和指导，对被资助项目的成功有很大帮助。过去人们往往担心，自己的捐赠是否被用在刀刃上。如果按照老套路，必然很难了解和进行监督，而有了沟通和交流，捐赠者会更清楚自己的钱和时间能否被利用好，能否创造出价值和财富，从而刺激更多善款做更多的善事。
生物医药方面的公益创投实在来得及时和必要。现行机制下的风险基金很难或很少介入早期研发项目。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何来中后期的成熟项目？因为没有他们的介入，种子期的项目将无法向前推进。
当然，如果把风险系数高的企业和项目一概推给公益创投，这既不公平也不现实。资金或许不是主要的问题和障碍，最大的瓶颈还在于专业人才——如何慧眼识途，选择有价值的项目。
其实，制药企业和有实力的生物医药公司应当设立自己的早期投资基金，积极介入到这些临床前的项目中。如果每家大药厂能改变重磅药情结，从无数失败的大项目中划出或省下部分预算和资金用于早期优秀项目，行业内项目来源干枯的局面就有可能部分得到缓解。
国外公益创投的风行和崛起不是昙花一现，国内投资机构或将有所启发。任何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只要遵循市场化的规则，有严格的专利保护，就会有长期的回报。做别人看不到价值或不敢投的项目，正是成功的风险投资家和公益创投者的独到之处：如果投资一项显而易见会成功的项目，那就不可能低价介入，这是目前VC和PE投资者最喜欢的“选秀节目”。
美国的风险基金投资者也十分关注公益创投的成功运作，他们并没把这些慈善投资机构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相反，他们把公益创投视为自己的同盟军及合作伙伴。
的确，生物医药的投资要有接力棒的传递模式，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参与者与投资者。公益投资机构的兴起与完善，正是对传统风险投资的良好补充。双方的进一步配合，对生物医药的产业化及投资大有裨益。索罗斯投资集团下属的AISLING资本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医药投资的创投基金，该基金的高级执行董事Dennis
Purcell认为，现在还没有很成功或成熟的模式能让公益创投与风险投资基金“幸福联姻”，但两者间的协同作战、互动合作是极为重要并相当有前景的。
链接
探路新药的慈善基金们
虽然各种疾病的分子机制仍有大量的基础研究要做，但寻找各种新药日益成为一些慈善基金的关注点。许多非盈利性慈善机构已经开始优先资助那些在不久的将来有希望产生良好临床结果的项目和公司。
比如成立于1949年的白血病与淋巴瘤协会（LLS），在过去都是支持非赢利性机构的项目。2006年，LLS首次推出一个公益创投性的资助项目（治疗应用扶植项目，TAP），该项目的负责人、LLS负责研究与社会合作的资深副总裁Louis
DeGennaro表示，设立TAP旨在加快药物研发和应用性研究的新战略计划。“我们做了相关的资金缺口分析，发现在药物研发过程中，早期临床前研究项目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和供求矛盾。”LLS基金会就是要填补这方面的资金空白。如果有基金的支持，新药开发就得以促进，同时可以让有前途的新药通过与学术机构或医学中心的合作，做进一步的研究，如临床前的药物安全评估等。
“如果有公司拥有前景看好的药物和疗法，但由于投资收益偏低或其他经济原因无法吸引到投资，我们愿意给予支持和资助。”DeGennaro补充说，“血液病及其癌症历来不被看好，但年销售额超过十亿美元的格列卫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看法。”
第一家受益于TAP的公司是Ensemble公司。这家总部设在美国麻州剑桥的私人公司在去年11月中旬，与LLS基金会达成投资与合作协议，将使用该公司从美国哈佛大学转让来的技术，来鉴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残留细胞，用于临床治疗服务。该项被称为DNA定制化学程序平台的技术，将被用来建立一个检测方法，专门检测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至关重要的bcr-abl激酶。
在公益创投方面，美国老年痴呆新药研发基金（ADDF）与LLS基金会相比早已是老手。该基金会在2004年成立，至今已对大学的研究项目资助了1860万美元，同时有450万美元用于资助16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开发项目。ADDF还投资共创了2家生物技术公司：ALLON制药和ZAPAQ公司。
ADDF是典型的公益创投，它把对外的研发资助视为投资，而不仅仅是捐赠。它期望每个资助项目在达到一定里程碑目标后，资金能返还给基金会，基金会也可把它当作可转换债形式，必要时可转换成相应的股权。ADDF基金会的使命是填补早期生物医药项目中的资金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