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是好哥们，他们在楼前扛东西。”
“地震发生时你在干什么？”
“我被压了220天呀！”
这是记者17日下午在安县中学第四军医大学医疗队急救室内与一名伤员答非所问的对话。伤者名叫康东，21岁，地震发生后被压在一座坍塌七层楼房的废墟内整整124个小时，刚被送到医疗队时神志恍惚，精神极差，语无伦次，答非所问。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都会产生恐惧、焦虑和抑郁等症状，严重的还会产生厌世和轻生。”第四军医大学心理卫生医疗队队长、航空航天医学系常耀明主任介绍说，“地震是典型的危机事件，在受灾群众和援助人员中广泛开展心理干预，对于帮助受灾人员尽快脱离灾害的负面影响、提高救援效率至关重要。”
针对大灾之后容易发生的心理疾患，第四军医大学紧急从航医系心理教研室抽调18名心理卫生专家组建心理卫生医疗队赶赴灾区，通过群体宣讲和重点咨询等手段，加大对更多灾民的心理干预的力度，对伤病员及亲属易出现的心理疾病和长时间在高强度大压力环境下工作的救援官兵、医护人员的反常心理状态展开个体和群体心理卫生治疗。抽调的专家中，有7名是全军心理应急分队成员，其中包括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员主任、全国征兵心理检测技术中心主任苗丹民等著名专家。二十多天来，他们共对一万多名灾区群众和部队官兵进行了心理疏导，危机干预29人，开办讲座6场，发放传单26000份。其中，对4名在废墟中被埋100小时以上的群众成功实施了心理干预。
18日上午，当记者再次来到康东病床前时，医疗队员心理学博士刘旭峰正在为康东做心理康复治疗。刘博士握着康东的手，并轻拍着他的胳膊，说“恭喜你，你已经成功获救”。之后刘博士询问了康东被压和被救的过程，同时观察康东的情绪反应，针对反应进行了相应的危机干预，稳定了情绪反应，调整其对整个事件的认知，使康东接受了现实，增加了面对未来的勇气。在治疗中，康东提到他非常担心他的父母，但至今未能联系上。刘博士在询问其父电话后，通过电话找到了已经绝望并放弃寻找的康东家人。康东父母与其重逢的感人场面不仅感染了在场的医护人员和病员，更是增加了康东恢复并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信心。这种来自亲情的社会支持在危机干预中至关重要。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心理康复治疗，康东的精神状态明显改善，当刘博士离开病床时，康东居然拉着他的手说，刘博士长得像他一个表叔。刘博士还对康东的父母及家人进行了心理干预，并就如何帮助康东尽快康复给提出建议，教授方法。
家住四川平武县的姜洋洋，在这场地震灾难中，不但身上多处受伤，而且心理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曾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经过第四军医大学心理卫生医疗队队员的心理干预和疏导，她的状况已经明显好转。日前，当我们在四川江油县长钢医院再次见到姜洋洋时，她和前几日判若两人，向医护人员问这问那，时不时露出灿烂的笑容。和姜洋洋一样，今年14岁的席青莲，是四川安县的一名中学生，在这场地震中，腿部和脊椎都受伤骨折，伤病的折磨和惊吓让她难以忍受。经过几天的心理治疗，她的惊恐和抑郁症状已大有好转，还画了一张“我要加油”的自画像表达心声。
救灾大军心理健康同样亟待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夜奋战在高强度环境下的救援官兵、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常耀明和他的队员们迅速将目光向救灾官兵聚焦。
“没办法，我们只好天天让战士们拆帐篷、搭帐篷，不停地折腾战士，即使后期的搜救任务已经不像地震刚发生时那么重。”解放军某团领导无可奈何地对前来调研的常耀明主任说。他们担心的是，这段痛苦的记忆会给战士们的心灵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痕。这个团第一批进入北川县城，连日的搜救和现场清理，使战士们的心理压力和生理承受能力受到了严峻考验。
令常耀明和他的队员们担心的个案不断发生。表现的心理特征各有不同。
——幻视幻听。驻扎在北川县附近的某团工兵连一名18岁战士，不敢挖柴禾，他说“我总有一种幻觉，挖着挖着就会挖出尸体，就会听见微弱的呼救声……”
――内疚。一些担负搜救任务的官兵认为，尽管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但有些尸体还是没有挖出来，开始是无可奈何，时间长了就转化为内疚心理。成都军医联勤部42医院的一名医生说，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许多伤员抢救无效最终还是死掉了，内心压力很大。
——失眠。虽然连日高强度工作，体能消耗巨大，但一些官兵晚上仍然难以入睡，长时间处于亢奋状态。
——怀疑。“这是原来的我吗？我总觉得自己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平时看电视都动不动掉眼泪，怎么会这样？那些同胞就这样死掉了，为什么我看见却无动于衷？”42院一名医护人员如是说。在过去的十几个日夜里，他目睹了太多的废墟和尸体。
——恐惧。“不敢睡觉，一躺下，脑海中就是浮现出连片的尸体……”一些战士晚上不敢独自去上厕所，一熄灯赶紧一头扎进被子，头都不敢伸出来。
——悲观厌世。一些战士对人生思考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生命如此脆弱，生死只是一瞬间，和动物差不多，死了就死了，没有葬礼，没有人送，觉得人生太没有意义，太难以把握。
苗丹民教授告诉记者，救灾中官兵心理过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兴奋期，首先是因为以前没有见面如此刺激的场面，有一种潜在的好奇心理。其次是为自己能够参加这么规模宏大、意义重大的救援工作感到荣幸。同时，由于救援工作得到广泛关注和支持，前线部队多、场面大、领导级别高，令参战官兵大开眼界。但很快这种好奇与兴奋就会被惨烈的地震场景驱散，进入第二阶段的置疑否认期，官兵们不敢相信或者不愿相信现实会如此残酷，认为一切都是假的，是模型，不是现实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第三阶段——持续的恐惧、害怕。到了第四阶段，就表现为感情反应迟钝，麻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后20%的退伍士兵均有此症状。
苗丹民教授还介绍说，强烈应激障碍是典型的震后心理疾病症状，若在1、2周内得不到解除，会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表现为抑郁症和精神病，年龄越小受到的冲击力越大。尤其武警部队的执勤官兵，担负着警卫、守卫、看守、看押等任务，点多、线长、面广、部队高度分散，一些单独执勤点的年轻战士，驻地偏远，与外界沟通的机会少，如果救灾过程中产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治疗，将会影响到长远的身心健康和正常工作执勤。
为全面解决广大官兵的心理问题，心理医疗队快速确定方案，将心理危机干预分为五个步骤进行:一是建立关系，与病人达成信任和沟通；二是情感宣泄，鼓励大家把最痛苦最难忘的场面说出来；三是认知重建，引导他们正确认识灾后身心的正常反应，如头晕、呕吐等不良适应；四是心理训练，先是放松训练，后是表象训练；五是培养团队精神，重建组织心理健康，让大家认识到有个群体可以依靠。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医疗队还根据心理学专业知识创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心理训练方法。首先进行呼吸放松训练，让患者平躺在床上，吸气后摒住呼吸，同时全身肌肉用力，体验紧张的感觉10秒钟，然后慢慢吐气，全身肌肉松弛，体验放松的感觉15秒钟。该过程连续进行5次。第二步是“三线放松法”。让患者想像自己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下，阳光照得人软软的，懒懒的。通过指导语让患者想象阳光从自己的头顶流到颈部、肩部，大臂、小臂、手；从颈部流到胸部、腰部、腹部、臀部、大腿、小腿和脚；从颈部流到背部和腰部；阳光流过的地方温暖、舒适、懒散。待患者逐渐放松全身后，让患者保持这种感觉5分钟。
5月26日上午，北川县擂鼓镇。第四军医大学心理卫生服务队帐篷内。
第四军医大学航空航天医学系心理学教研室孙云峰博士正在用他的“三线放松法”为武警绵阳市支队的一名战士进行心理训练。10分钟以后，这名受心理问题困扰多日的救灾队员，平静地躺在治疗床上入睡了。连日来，这支地震灾区心理服务的“轻骑兵”奔波于绵阳、江油、青川、北川等地，已为37师、40师、三台县民兵预备役团、泸州市预备役师和武警四川总队等多个单位上数名官兵进行心理疏导。
随着唐家山堰塞湖险情不断加剧，关于决堤的传言和猜测不断扩散，医疗队员临危不惧，坚守在距堰塞湖仅几公里的最前线，用自己的艰苦工作为广大救灾官兵树起一道坚实的心理防护屏障。29日，队员们冒雨来到永安镇，对武警内江支队的112名官兵进行了心理疏导和放松训练。支队长激动地说：“你们不愧是专家,效果太明显了,战士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们回到原驻地以后还要邀请你们去进一步的疏导与教育。”
28日下午，队员们在成都军区联勤部42医院开展心理服务的时候，恰好遇到前来视察救灾医疗工作的总后卫生部李建华部长，李部长盛赞心理卫生服务队的工作开展的很及时，很有必要，很有成效。
新的心理救援阵地还在不断开辟。每新增一个服务点，常耀明主任和他的队员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和官兵们搞好关系，以便深入开展工作。由于普通民众对心理学知识的缺乏，心理问题并没有像生理疾病那样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甚至一些人将心理问题等同于精神病，或者讳疾忌医，或者漠然置之。不少官兵对心理医生采取不配合甚至抵制的态度，因此，与接受心理服务的官兵建立顺畅的沟通至关重要。目前一些部队已经投入灾区群众抢收任务，心理服务队的队员们就冒着酷暑和战士们一起帮助灾民割麦子，很快就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消除了心理障碍，治疗得以顺利开展。
常耀明主任说，心理重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目前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下一步的任务还很重，要继续对受助官兵和灾民进行跟踪问效，持续服务。同时，要广泛发动群众，培养大批的心理服务志愿者，为灾区和部队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心理卫生医疗队。截止发稿时，医疗队培训的来自绵阳和安县的首批92名“红丝带”志愿者已分赴灾区各地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