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地震重灾区映秀镇的山路上，我第一次遇见了程林祥。
那是5月15日下午大约2点钟的时候，距离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已近3天。大范围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摧毁了通往映秀镇的公路和通讯，没有人知道镇子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只能跟随着救援人员，沿山路徒步往里走。
那已经不能称之为“路”了。连日的大雨，把山路变成了沼泽地，每踩一步，大半只脚都会陷进泥浆里。无数从山上滚落的磨盘大的石头，在人们面前堆成一座座小山。
救援者几乎每人都背着30斤重的救援物品，在烂泥浆和乱石堆中穿行。他们一边要躲避山上不时滚下的足球大小的碎石，一边要防止一脚踏空。在脚边十余米深的地方，就是湍急的岷江。那是雪山融化后流下的雪水，当地人说，即便是大夏天，一个人掉下去，“五分钟就冻得没救了。”
沿途，到处是成群结队从映秀镇逃出来的灾民。他们行色匆匆，脸上多半带着惶恐和悲伤的神情。这时，我看见一个背着人的中年男子，朝我们走来。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略有些卷发的男子，面部表情看上去还算平静。背上的人，身材明显要比背他的男子高大，两条腿不时拖在地面上。他头上裹一块薄毯，看不清脸，身上穿着一套干净的白色校服。
同行的一个医生想上去帮忙，但这个男子停住，朝他微微摆了摆手。“不用了。”他说，“他是我儿子，死了。”
在简短的对话中，这个男子告诉我们，他叫程林祥，家在离映秀镇大约25公里的水磨镇上。他背上的人，是他的大儿子程磊，在映秀镇漩口中学读高一。地震后，程林祥赶到学校，扒开废墟，找到了程磊的尸体。于是，他决定把儿子背回去，让他在家里最后过一夜。
紧跟程林祥的，是他的妻子刘志珍。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两根树干，用力地拿石头砸掉树干上的枝杈，然后往上缠布条，制造出一个简陋的担架。在整个过程中，她始终一言不发，只是有时候略显暴躁地骂自己的丈夫：“说什么说！快过来帮忙！”
担架整理好后，夫妻俩把程磊的遗体放了上去。可担架太沉，他们抬不上肩膀，我们赶紧上去帮忙。
“谢谢你。”她看了看我，轻声说道。原本生硬的眼神，突然间闪现出一丝柔软。
在那一刻，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因为急着往映秀镇赶，我不能和他们过多交流。望着夫妻二人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离去的背影，想到这一带危机四伏的山路，我决定，从映秀镇回来后，就去找他们。
5月16日，我从映秀镇回到成都。从那天开始，一直到21日，每隔几小时，我就会拨一次程林祥给我留下的手机号码，但话筒那边传来的，始终是关机的信号。
5月21日上午10时，在结束了其他采访后，我和摄影记者贺延光商定，开车前往水磨镇，去找寻这对夫妻。
从都江堰前往水磨镇的那段山路，已经被救援部队清理过，勉强能够通车。但这几天，余震始终没有停止，路上又增加了几处新的塌方点，很多路段仅能容下一车通过的宽度，路旁不时可以看到被巨石砸毁的面目全非的各种车辆。去过老山前线的贺延光说，这些车就好像“被炮弹击中了一样”。
路上，我们还经过了两处很长的隧道。地震给隧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车灯隐约的照射下，能看到山洞顶部四处塌落，裸露在外的巨石和钢筋张牙舞爪。隧道内还有一些正在施工的大型车辆，回声隆隆，震得人耳膜发胀。
黑暗中，我突然间意识到，数天前，程林祥夫妻走的就是这条山路，抬着儿子的尸体回家。在四周一片黑暗的笼罩下，他们会是怎样一种悲伤与绝望的心情？甚至，他们俩能够安全到家吗？
到水磨镇后，我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镇上的许多居民说，数天前，他们都看到过一对夫妻，抬着儿子的尸体经过这里，往山上去了。但他们不认识这对夫妻，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水磨镇派出所的一位警察说，本来，他们可以通过全国联网的户籍档案，查到程林祥的住址。但现在，镇上没有电，网络也不通，没有办法帮助我们。
程林祥没有给我们留下详细地址，但在之前简短的对话中，他曾告诉我们，他的二儿子程勇，在水磨中学上初中。
果然，水磨中学的很多老师都认识程磊和程勇。他们告诉我们，程林祥的家，就在小镇外山上几里地的连山坡村。
和映秀镇比，地震给这个小镇带来的破坏不算太严重，两旁还有不少比较完整的房屋。前方的路已经不能通车，我和贺延光小心翼翼地穿过满是砖块和瓦砾的街道，沿途打听前往连山坡村的道路。
下午3时许，在山下的一个救灾帐篷前，我们终于找到了程磊的母亲刘志珍。
刘志珍已经不太认得我们了。但当我们告诉她，那天在映秀镇的山路上，是我们帮她把担架抬上肩膀时，她原本陌生的眼神，一下子变得热切起来。
“对不起，对不起。”她开始不住地向我们道歉。因为她觉得，那天在山路上，她对我们很冷漠，“有些不够礼貌。”
这天下午，有部队把救灾的粮食运到镇上，她和程林祥下山去背米。老程已经先回山了，她听村子里的邻居们说，都江堰有很多孤儿，便聚在这个帐篷前，商量起收养孤儿的事情。
“这几天，我心里空荡荡的。”在带我们回家的山路上，这个刚失去爱子的母亲边走边说，“有人劝我再生一个，可我觉得，这也是浪费国家的资源。不如领养一个孤儿，然后像对程磊一样，好好对待他。”
我们都沉默了，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跟着她，沿着泥泞的山路往上走。
程林祥的家，在连山坡村的半山腰上，一座贴着白瓷砖简陋的三层小楼。这本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程磊96岁的曾祖母还健在，爷爷奶奶还能下地干农活。这对只有初中文化的夫妇，原本在镇上的一个建筑公司打工，他们每个月收入的一半，都要用来供养两个孩子上学。
程林祥还认得我们。“我们家盖房子，没和别人借一分钱。”他颇有点骄傲地说。而更让他骄傲的是，两个儿子都很懂事，在学校的成绩也都不错，前一阵时间，他还在和妻子商量着外出打工，为兄弟俩筹措上大学的学费。
但现在，一场大地震之后，原本洋溢在这个家庭里的圆满的快乐，永远地消失了。
地震发生的时候，程林祥夫妇都在镇上的工地里干活。一阵地动山摇之后，镇上的一些房子开始垮塌，夫妻俩冒着不断的余震，往家里跑。
家里的房子还算无恙，老人们也没受伤，没多久，在水磨中学上课的二儿子程勇也赶到家里。他告诉父母，教学楼只是晃了几下，碎了几块玻璃，同学们都没事。
夫妻俩松了一口气，他们并不清楚刚刚的地震意味着什么。程林祥甚至觉得，远在映秀读书的程磊“最多就是被砖头砸了一下，能有什么大事呢”。
但从外面回来的邻居们，陆续带回了并不乐观的消息。镇上的房屋垮了一大半，通往外界的公路被山上滚下的巨石堵住了。村子活了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说，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动静”。
在持续不断的余震中，夫妻俩忐忑不安地过了一夜，13日早上7时，他们冒着大雨，前往映秀镇的漩口中学，寻找在那里读高一的大儿子程磊。
通往映秀镇的道路，已经被连夜的山体滑坡摧毁，许多救援部队正在徒步赶往这个和外界失去联系的小镇，夫妻俩跟着部队一路小跑，上午11点钟，他们赶到了映秀镇。
可呈现在这对满怀希望的夫妻面前的，却是一幅末日景象。
程磊就读的漩口中学，位于镇子的路口。此时，这座原本6层的教学楼，已经坍塌了一大半，程磊所处4层教室的那个位置，早已不存在了。
整个镇子变成一片瓦砾场。幸存下来的人们，满脸惊恐的表情，四处奔走呼喊，救人的声音此起彼伏。连夜徒步几十里山路，刚刚赶到的搜救部队，都来不及喝一口水，就投入到了救援中。
夫妻俩穿过人群，来到了漩口中学前。逃出来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帮助下搭建了一些简陋的窝棚。他们找遍了窝棚，只遇到程磊班上的十几个同学，他们都没有看见程磊。其中一个同学告诉程林祥，地震前，他还看见程磊在教室里看书。
那一瞬间，夫妻俩觉得好像“天塌了”。
他们发疯一样地冲上了废墟，翻捡起砖块和碎水泥板，用双手挖着废墟上的土，十指鲜血淋漓，残存的楼体上坠落下的砖块，不时砸落在身边，他们却毫无感觉。
夜幕降临，映秀镇依旧下着大雨，什么都看不见了。
夫妻俩无法继续搜寻，和程磊班上的孩子们挤在一个窝棚里。懂事的同学们都上来安慰他们，说程磊不会有事的，他可能藏在某个地方。还有同学宽慰说，如果程磊真的不在了，“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但夫妻俩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一整天，他们粒米未进，一口水也没喝，只是望着棚外大雨中那片废墟发呆。
夜里的气温越来越冷，程林祥只穿了一件短袖衫，刘志珍穿了一件外套。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外套递给了学生们。那天晚上，这件外套传遍了窝棚里的每一个孩子。
14日早上，天刚刚亮，彻夜未眠的夫妻俩突然升起一个希望的念头：程磊有可能已经回家，他们只是在路上彼此错过去了。想到此，夫妻俩一刻也呆不下去了，急匆匆步行4个多小时，回到了水磨镇的家中。
可儿子并没有回来。
这天晚上，刘志珍仍是难以入眠。凌晨三四点钟，以前从不沾酒的她，灌下一大口白酒，昏昏睡去。
天快亮的时候，昏睡中的刘志珍突然间听到一个隐约的女人声音：“你的儿子还在里面，明天去找，能找到的。”她一下子从梦中惊醒。
这一夜，程林祥也做了一个梦，他模模糊糊地看到，儿子正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里看着书，还抬头冲他笑了一下。
于是，天刚刚亮，夫妻俩又抱着一线希望，再往映秀镇。他们随身带了一套干净的校服，和一条布绳，想着要是儿子受伤了，就把他背回来。
但残酷的现实，瞬间打碎了夫妻俩的幻想。
发现程磊的时候，他的尸体，被压在一块巨大的水泥板的缝隙里。
那是15日上午10点钟左右，程林祥夫妻又站在了漩口中学的废墟前。“像是冥冥之中有人在召唤”，程林祥绕到了废墟的背面，走到了一块水泥板前，他把身子探进那条20公分左右的缝隙，便看到了儿子和另外两个同学的尸体。
夫妻俩顾不得哭，他们想把程磊的遗体从缝隙中拉出来，可是缝隙太小了。
夫妻俩跑下废墟，向跑来跑去的救援部队求援，刘志珍一次又一次地给经过的人们下跪，把膝盖跪得青紫，可并没有人理会他们。只有一个士兵过来看了看，无奈地说：“现在我们要先救活人，实在顾不上，抱歉。”
程林祥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了一根铁镐，这个父亲用力地砸着那块巨大的水泥板。半个小时后，水泥板逐渐被敲成了碎块，他俯下身去，把找寻了两天的儿子，从废墟中拉了出来。
从程磊倒下的姿势，可以推测地震发生时的情形：他和两个同学从教室跑出，但楼体瞬间塌陷，顶上落下的水泥走廊，把他们压在了下面。
程磊的身上没有血迹，他的致命伤在头部和胸口。后脑上有一个拳头大的伤口，数吨重的水泥板，把他的胸骨全部压断。
母亲想给他换上带来的新衣服，但程磊的全身已经僵硬。夫妻俩跪在他的尸体前，抚摸着他的手脚，一遍遍地呼唤他的名字。
几分钟后，程磊的四肢竟慢慢地变软，母亲把他身上的脏衣服扯下，为他套上了干净的校服，然后在头上裹上了带来的薄毯。
程林祥把儿子背到了背上，他停住身，掂了掂儿子身体的重量，走上了回家的路。
在采访中，我问了程林祥一个很无力的问题：“你想过吗？回去的路上会有多危险？”
“我要带儿子回家，不能把他丢在废墟里。”这个原本貌不惊人的男子身上，突然间散发出一种平静的力量，“我只想，我每走一步，他就离家近一步。”
可那时走过映秀镇山路的人都知道，沿途的山上，会不时滚下碎石，余震不断，路滑，脚边就是湍急的江水，正常人走路都很艰难，而程林祥的背上，还背着近一百斤的儿子。
正在长身体的程磊，身高1.65米，已经比父亲高出了2厘米。趴在父亲的背上，他的双脚不时摩擦着地面，每走几步，程林祥就要停下来，把儿子往上掂一掂。刘志珍在丈夫身后，托着儿子的身体，帮助他分担一些重量。
程林祥把儿子的双手绕过脖子，轻放在自己的身前。一边走，程林祥一边和儿子说话：“幺儿，爸爸带你回家了。你趴稳了，莫动弹啊。”
儿子的身体在背上起伏着，带出的一丝丝风响，像是一声声呼吸，掠在程林祥的脖颈上。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觉得儿子还活着，还像小时候那样，骑在爸爸的身上，搂着爸爸的脖子。
程林祥的力气原本不大，在工地上，别人一次能背二十块砖头，可他只能背十多块。可此时，他似乎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背着儿子一步步地往前走。
在路上，有好几次，他都险些被山上滚下的石头砸中。但那些石头只是擦身而过，落进下面的江水里，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知道，幺儿一定会在天上保佑着我，让我们安全到家。”程林祥心中默默想着。
那天早上，在遇见我们后，刘志珍制造了一副简陋的担架。在比较平缓的路段，她就和丈夫一起抬着儿子走，当担架无法通过时，程林祥依旧把儿子背在背上，一步步爬过那些巨大的石块。
一路上，程林祥常常滑倒，程磊的遗体摔到了地上。他一边和儿子道歉，一边把他重新背起。
许多迎面而来的救援者，在遇见这对带儿子回家的夫妻后，都向他们伸出了援手。有几个士兵帮助他们，把担架抬过了最危险的一个路段，还有人给了他们一瓶水，但程林祥并没有收下，他瘦弱的身躯，再也无法承受多一斤的重量。
此时，通往映秀镇的水路已经打通，人们可以坐着冲锋舟，在都江堰的紫坪铺水库和映秀镇外五公里的汶川铝厂码头来往。渡口上有很多等船的灾民，但当知道程林祥背上背的是死去的儿子时，人们默默地为他们让出了一条路。
冲锋舟溅起的水花，不断打在程磊的身上，细心的母亲连忙为他擦去水渍，船上的人们也默默地看着他们。
晚上8点，程林祥夫妻带着儿子，终于回到了水磨镇。闻讯赶来的邻居们从他们肩上接过了担架，那一刻，夫妻俩突然间觉得身上的力气消失得干干净净，他们一下瘫软在地上。
他们的肩膀，已经被树干上未除干净的分岔，扎出了一个个血洞，但那时，他们察觉不出一丝的疼痛。一路上，也自始至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在采访中，程林祥和刘志珍都拉开衣襟，给我看了他们的肩膀，上面划着一道道深紫色的还未愈合的伤口。
但我能察觉到，更深的伤口，其实刻在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心里。
程磊的奶奶这些天一直在后悔，程磊离开家的那天，去摘家里樱桃树上的樱桃，她怕树滑摔着，狠狠骂了程磊几句。
“我的好孙子啊，”这个老人仰天痛哭道，“你回来吧，奶奶让你摘个够啊！”
程林祥的爷爷，要把自己已经预备好的棺材让给程磊用，但程林祥阻止了他。他知道，如果用了老人的棺材，程磊走得会不安心的。
但程林祥也满心遗憾。因为突如其来的死亡，来不及向棺材铺的木匠定做，他只能买到一口顶上有一处烧焦痕迹的棺材。“不知道儿子会不会怪我。”他内疚地说。
15日那一整夜，程家所有人都静静地坐在家后面的小山坡上，十几位邻居也陪着他们，没有人说话。中间的担架上，躺着程磊穿着干净校服的遗体。那天晚上，月亮很圆很亮，程林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月光的抚摸下，儿子脸上的表情，如熟睡般平静。
16日早上，天色慢慢放亮，程林祥放了一挂鞭炮，然后和二儿子程勇一起，把程磊的尸体轻轻放进了那口有烧焦痕迹的棺材里。
程勇和哥哥的感情很好，兄弟俩从小到大都住在一个房间里，即便在盖了三层的小楼后，还是不愿意分开。
这时，程勇发现，哥哥本是伸直的手指，突然间握成了一个拳头。他呼唤着哥哥的名字，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拉直。然后，他亲了亲哥哥的脸，把一个手电和两本书放在了哥哥的头边，慢慢合上了棺盖。
在回忆这些事时，刘志珍一直抱着一个土黄色的镜框，里面镶有许多儿子年幼时的照片。偶然间有泪水滴在上面，她赶紧用袖子擦去。
可长大后的程磊不爱照相。最新的一张照片，还是他一年前参加中考时的报名照。这些天，她一直把它放在口袋里，不时地拿出来看一看。
在亲人们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我逐渐拼凑出程磊完整的样子。
这是一个很清秀的大男孩，小时候，常有人笑话他长得像“女娃”。他的脸上有两个小小的酒窝，笑起来总是很羞涩，很内向，不大爱和陌生人说话。
程磊的成绩一直不算太好，但初三那年，他突然和父亲说，自己要好好读书，以后准备考大学。初三下学期，他的成绩开始突飞猛进。去年7月，他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上学期，他的成绩是班上第一名。
因为父亲总在镇上打工，程磊和母亲呆的时间更长，性格受母亲的影响也更多一些。他常帮母亲打扫房间，洗衣服，没事的时候，爱和母亲坐在堂屋的饭桌前，细声细气地说话。母亲一直喊他“幺儿”(注：小儿子)，即便有了二儿子程勇后，也没改口。
程磊的理想曾让母亲感到吃惊。今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告诉刘志珍，自己以后要当一个山村教师，“去帮助那些山里的穷孩子们”。
“当山村老师很苦的。”母亲说。
“苦也苦得值得，我不怕。”程磊回答。
他脾气很好，和班上的同学们一直处得很融洽，从来不像同龄的一些男孩一样喜欢打架。他体育不好，开家长会时，老师还劝过刘志珍：“程磊老是一个人在教室看书，你要劝他出去活动活动啊。”
程磊的手很巧。在他的书架上，还摆着几件他自己制作的手工作品。他很爱护书本，从来不在书上打折或者乱写字。那些纸制的台灯、笔筒，都是他从废挂历上裁下的纸张做的。
春节时，母亲给他买了一件红黑相间的羽绒服，衣服大了，程磊有些不高兴，母亲还安慰他：“你一直在长身体，明年这个时候，衣服就能穿了。”
这几天，家里人收拾出程磊生前穿过的衣服，满满当当地放在他的床上。父亲和二弟程勇怕刘志珍睹物思人，想把这些衣服丢掉，可刘志珍坚决不同意，说是要留个念想儿。
刘志珍已经好几夜睡不着了。她只是躺在儿子的床上，摸着他的衣物，喝些白酒，才能隐约入睡。她总是希望自己能做梦，在梦里儿子能够出现。可每天早晨醒来，等待她的，都是失望。
“幺儿，”她轻拍着程磊的坟头，小声说道，“妈妈现在只有一个念想儿，妈妈晚上做梦的时候，你来陪妈妈说说话，好不好？”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父亲程林祥一直在边上垂着头，用手拭去不断涌出的眼泪。
本来，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一直抑制着不断涌上的悲伤。因为我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记者，一个旁观者，也许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家庭，这个母亲失去至亲、爱子后的悲恸和痛苦。
但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想起千里之外的父母，在知道我来震区采访后，他们那彻夜难眠的焦虑的脸庞，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程磊的坟，就在家后面几十米的山坡上。
这是一块几十平方米比较平缓的空地，一面朝着山下，边上有条小河，风景很好。坟边的树林里，有鸟儿在枝间跳动，发出清脆的鸣叫。
程家在这里有几亩田地，离家的前一天，程磊还在这里帮着奶奶收割油菜。小时候，他很喜欢和小伙伴在这儿玩耍，吹吹风，钓钓鱼，偶尔抓住一只小鸟，他会把鸟儿喂饱，然后放走。
但现在，这里只有一座用石头垒起的小小的新坟。坟前没有墓碑，只插着几束已经熄灭的香。地震后，家中找不到完整的容器，父亲找到一个缺了大半个角的白瓷盘，上面放着两块芒果味的威化饼干，当作祭品。
程磊并不爱吃这些零食，但地震后，路断了，食品供应上不来，找不到他生前最爱吃的苹果和桔子。这让家人们觉得心里很不安。
“会慢慢给他补上的。”刘志珍说，“以后，我们一边种田，一边陪着他。一家人还是在一起。”
离坟不远，就是程家住的救灾帐篷。通讯中断后，他们只能通过一台小收音机，来了解外面的信息。5月19日的全国哀悼日，一家人觉得也应该做点什么。
村子里找不到旗杆，也没有国旗，他们便在帐篷边竖起一根竹竿，在竹竿的中部捆上一块红布，就算是下半旗了。每天下午的2时28分，这户农民就在旗杆下站上一会儿，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
偶尔有微风吹来，这块微微抖动的红布，和天蓝色的帐篷布，构成了山坡上的一缕亮色。
这天傍晚6时半，在这根竹子制成的旗杆下，摄影记者贺延光为这个大家庭，拍下了灾后的第一张全家合影。除了被亲戚接去外地避难的二儿子程勇外，这个家庭的成员——曾祖母、祖父、祖母和程林祥夫妇，全部在场。
程磊也没有缺席，母亲一直捧着那个土黄色的镜框。在母亲的怀里，他面对着镜头，依旧露出发黄而羞涩的微笑。
5月11日的那个上午，这个懂事的大男孩洗掉了家里所有的脏衣服。吃过午饭后，他从父亲那儿接过100元钱生活费，叮嘱正在院子里学骑摩托车的弟弟注意安全，然后挥手微笑着和母亲作别，跳上了前往学校的汽车。
一天后，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把他淹没在倒塌的教学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