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防止疫病在灾区蔓延。5 月20 日，一支香港政府派往汶川地震灾区的医护队到达震中映秀镇，协助当地消毒防疫。记者全程跟随医护队，同睡一个帐篷，白天跟随他们工作。
文/ 曾进 图/ 彭辉
5 月18 日下午5 点，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首席医生莫昭友在朋友家做客。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周末气氛打断。香港卫生署来电，莫昭友被任命为香港派往汶川地震灾区的医护队长，要立即赶往成都。
次日凌晨， 15 名专家组成的香港医护队，在机场集结待命。在机场，他们每人打了三针防疫针，预防甲肝、乙肝以及伤寒。
下午1 点，莫昭友一行抵达成都双流机场。
这支火速组建的医护队，是香港派往四川地震灾区的第二支医疗救援队，之前派出的是医疗救护团，正在成都华
西医院抢救伤员。莫昭友率领的这支，主要参与灾区的防疫以及公共环境卫生等工作，共15 人，包括2 名水鉴定专家、3 名尸检专家以及10 名食物、环境和卫生署的专家。
“香港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但我们有丰富的公共卫生防疫经验，或许能够帮上一点忙。” 56 岁的莫昭友说。他曾在SARS 期间，负责过出入境的身体检查。
15 名专家大多数是第一次来到四川。“我的太太从电视上看到这次地震，就哭了”。香港医疗防疫队队员郭有定操着不标准的广东普通话说道。这位近50 岁的香港水务署高级鉴定师，只上过六小时普通话培训课。他说，这次要把一辈子的普通话都说光了。
到达机场后，四川防疫中心的张振云通知他们，原计划前往茂县，现改为映秀，但都江堰至映秀的“生命通道”刚刚打通两天，建议他们当天下午不要前往，等到次日出发。
19 日深夜，成都余震预警，市民被通知离开自己的房屋。15 名香港专家撤离酒店，郭有定抱了两个枕头睡在马路上，和他年纪相仿的刘传娴披了衣服坐在大街上。刘传娴是医护队两位女专家之一。
次日7点半，香港医护队出发前往汶川县映秀镇。4 小时后，疲惫不堪的他们终于看到一块插在巨石前的临时牌号—映秀镇。
抵达映秀的第一天
到了映秀镇，莫昭友第一个见到的防疫官员是王玉民。
王玉民为军事医学院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所（简称解放军CDC）负责人，主持映秀当地的卫生防疫工作。在阿坝州指挥中心绿色帐篷前，莫昭友和其他专家挤坐在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上，和王玉民交换信息。
王玉民介绍了当地的疫情防护工作。他告诉莫昭友，最着急的还是遇难者遗体的处理问题。
映秀镇作为震中地带，是汶川县伤亡最重的三个乡镇之一。据新华社13日报道，映秀镇城镇、村庄常住人口12000 人；地震发生后，包括沿途群众、旅游者共生还3000 余人，其中当地居民2200 余人。
直到地震后的第5 天——17 日下午4点，都江堰至映秀的生命通道才正式打通。据王玉民介绍，从17日到19 日，机车在废墟中作业找到的遇难者遗体，只有10 来具，进展缓慢。
“第二着急的是水源问题。”王玉民介绍，目前，映秀灾民安置一共有81 个点，不到2000 人，灾民居住非常散乱，给控制水源安全、公共环境卫生造成一些难度。垃圾没有分类，有人自行焚烧垃圾，饲养的牲畜乱跑，容易引起交叉感染。
“我现在建议找各个村村长，从每个居民点进行培训，对他们进行饮水教育、环境教育。你们来了，可以帮我们出出点子，或者给你们一个试验地，你们香港专家承包了，你们自己进行卫生监测。你们可以四处看看，然后再提意见。”
下午5 点30 分，王玉民带着香港医护队站在距离漩口中学500 米之处眺望。地震后，该校楼顶上原来“漩口中学”四个醒目的红字散落了，“中学”两个大字甩落在 “漩口”两字50 米远的地方。6 点，现场废墟实施爆破，一声巨响，烟云突起，“漩口”两字，轰然倒地。
“这样，遗体搜寻工作可能就更快一点。腐烂尸体对环境的破坏也少一些。”王玉民解释道。
水源处理
20 日上午，下小雨。郭有定和医护队另一个队员李子健，到映秀镇的水源地，检测水质。
在通往映秀镇的路口，有一处最大的水源，军队和医疗队大多数人都依靠这处水源作为饮用和生活用水。水源来自山上的泉水。在山坳处，解放军工程队安放了一台军用移动制水设备，每小时过滤5 吨水。由于地震后，雨水不断，水源充足。工程队在这安放了两个大的塑料井，将处理后的水放入其中。每天，各个部队或医疗队的厨师源源不断地到这里来取水做饭。
两天内，郭有定、李子健找到了四处水源地，比原来公布的水源多了一处。
他们到渔子溪村找水源，碰到了当地农民马福章。地震中，马福章的孙女在映秀小学读书，不幸遇难。他将自己的家搬迁到一个山窝里，用木材搭建了三角露天木屋，和老婆住在里面。
“你现在为什么不走呢？” 郭有定看了马福章简陋的住处条件后问道。
“人老了，走哪里去嘛。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瘟疫。你们香港老师晓不晓得咋个预防呢？” 马福章问道。
“镇口的那个水源，水很好，你可以去那边取水喝。” 郭有定建议。
“我们山头上的水源更好，干净的山泉水，我喝了二三十年了，绝对没有问题。” 马福章露出农民的倔强和本地人的自信来。
郭有定和李子健马上对这个水源作了采样，结果水质为0.9，果然比镇口第一大饮水点的水源质量高一些。在香港，一般水质为1.0。
虽然这个水源水质不错，郭有定还是有点担心。他回到营地，把从香港带来的食物消毒颗粒想办法弄碎，然后给马福章送去。
“我们从香港带了3000颗消毒颗粒，每一颗可以清洁300 升水，一共可以清洁90 万升水给居民直接饮用。”
检测水源两天后，郭有定乐观中有点忧虑，“这边饮用水水质没有问题。但这边有4000 多人，我担心时间长了，对生活用水需求量越来越大，用水压力可能就要出现了。用水压力过大，人长期不洗澡，可能会得皮肤病，这样第二次污染和疾病有可能就出现了。”
21日下午，郭有定、李子健带着水样从映秀回香港进行测试，他们同时带走一些岷江水样。他说，希望将报告提交香港政府，到时根据水质问题，对灾区进行援助。
清洁遗体
20 日下午，香港医护队中的法医蓝伟文和几名同事，开始参与遇难者遗体处理和消毒工作。他和四川资阳市疾控负责人顾谦一起，负责枫乡树村的遗体处理工作。每天，顾谦带队，在枫乡树村的垃圾点、废墟上喷洒两次消毒药，消毒药为优氯净，专业名称为二氯异氰尿酸钠。
20 日，在漩口中学爆破地点，搜救人员在机车的帮助下挖出10 具遇难者遗体。
遗体挖掘出来后，防疫人员先往废墟里喷洒消毒液，然后再迅速往遗体上喷洒一次。在搜救队员往外抬遗体时，防疫人员要将大量的粉末状消毒粉撒在挖掘点，以杀死坑里滋养多日的各种细菌和蛆虫。
“第一次给遗体喷射液体，是因为液体挥发快，能最高效地杀死遗体上的病菌，方便法医检查；遗体处理好后，第二次铺上消毒粉，是因为粉状的物体保存时间长，能更好保存遗体，杀死病菌。” 蓝伟文说。
前后三天，蓝伟文跟着队伍看了10来具遗体的消毒工作。他说，很佩服遗体处理的高效率，目前的遗体清洁工作是最有效的。他在香港工作很多年，处理最大的事故是一次楼房垮塌事件，大概有40 多具遗体。
公共卫生从拣垃圾开始
莫昭友发现，自己驻扎帐篷的自身公共卫生，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
通常每两个帐篷会发放一个蓝色的大塑料桶放垃圾。但是，很多帐篷区域内，并没有多少人遵守这个规则。下雨泥泞的时候，地上到处有废弃的矿泉水瓶和方便面盒。
医护队梁科文在香港住过铁皮屋。上世纪80 年代，他16 岁那年，他家的木屋和其他几十个木屋被烧毁，他们按照香港政府的要求搬进了灾民集中区。“当时大家住在一起，每户人家也有很多好的卫生防范措施。我有住集体区的经验，在这里一点都不陌生。”
莫昭友和梁科文一起跟王玉民建议，可以在帐篷区域内进行一些简单的标志性标语，提示大家注意卫生问题。莫昭友说：“处理生活垃圾很简单，还可以挖大坑就地掩埋。还需要在帐篷外放几个大的垃圾桶。不然，长期聚居，很容易出现一些疾病和交叉感染。”
目前，驻扎映秀的几个防疫支队，每天在自己负责的区域内，往垃圾上喷洒消毒药物。莫昭友认为与其如此重复工作，不如解决源头问题，先把垃圾源头处理掉，而不是每天做喷洒工作。
第三天，香港医护队15 人集体协议，大家分头行动，擅长做遗体消毒的继续做自己的工作，负责水检测的两人回香港反馈情况，剩下的人有空就去捡垃圾，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小事。
21日7点半，杨焕明等三人跟随四川达州市疾控中心的赵鹏飞，去渔子溪村进行消毒工作。
渔子溪村距离映秀镇大概3 分钟车程，有750 多名村民，地震遇难50 人。
他们给每家每户发送一瓶泡腾片，在村庄内来回喷杀消毒液，防止居民区域内的苍蝇密度过高。村里的人看到说广东话的人，多少有一些新奇。一些人家里挂着很多腊肉，抢着要送给他们。
“在这里，一切都像打战”
医护队住在帐篷区内的8-5 号和9-5 号。帐篷统一面积为12 平方米，9个人住一间，十分狭窄。
在映秀镇，很难和外界联系。莫昭友非常苦恼，虽然他带了两部海事卫星电话，但是跟营区内各个负责人打电话未必能接通。他只能经常来回在营区内跑，出行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
帐篷区犹如一个大家庭。香港医护队帐篷的周围正好是资阳疾控中心和达州疾控中心的同行。他们到后第二天凌晨3 点，收留了一名被冻得要死的香港年轻记者。第三天晚上，资阳疾控中心的顾谦邀请香港同行，到他的帐篷内，一起吃大白菜和炒腊肉。他们已经啃了两天冷面包。
第三天，医护队有四名成员返港，其中水务署的两名专家因送水样必须得走，还有两名因为年纪比较大，生活不大方便。莫昭友向记者透露，接下来几天，他们留下来的每个人可能还将深入到每一支地区防疫队伍里去，和内地同行分享更多实际的经验。
“这几天很辛苦，到了一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见了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吃的也是平时不大吃的干粮，住的也是平时不住的地方。身体有个适应过程，心理也有个适应过程，工作上也是。”“在这里，一切都像打战”，莫昭友感叹。
带着映秀镇水源取样的李子健，从映秀回成都路上，和记者同行。７５公里的路上，满目苍痍的大山，一路遇到泥石流和塌方。经过断裂的白花大桥后，李子健对记者说：“我这次没有流泪，但是心里流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