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市民政局新任局长杨东如今天向记者透露：截至10月7日，全市临时生活补贴1.99亿元全部发放完毕，惠及19.92万困难群众。
早在今年8月1日，东莞就已经宣称“红包”派完。在当天举行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曾介绍：除低保边缘户外，困难群众的“红包”发放工作基本完成，临时生活补贴共发放了1.6亿多元，已上报市人大备案。当时，还有15个镇没有上报。
现在，一波三折的“红包”事件终于拉上帷幕。
发红包
方案已报市人大备案
今年6月，东莞市政府下发《关于向有关市民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问题的复函》，决定为全市12.2万户籍生活困难人员和低保边缘户，每人发放1000元临时生活补贴，以减轻CPI上涨给市民造成的影响。
“红包”派发方案出炉，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中引起热议。有人讥讽这是“政治作秀，拿公共财政的钱来布施”，更有专家质疑动用公共财政程序的合法性，认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每花一分钱都必须经过人大的相应法定程序”。
“对于困难群体，这是雪中送炭。”对此，东莞市委党校教授刘建中表达了不同看法，“至2007年末,东莞户籍人口为171.26万，常住人口为694.72万，财政收入达539.5亿元，东莞完全有财力和能力这样做。”南城区卖报纸的下岗职工老赵告诉记者：“现在米价、肉价都上涨了，靠卖报纸的收入维持生活很困难，补贴是件大好事。”
针对红包发放程序的合法性问题，东莞市财政局局长詹文光表示，“红包”发放已报市人大备案，“红包”来自于财政增收节支资金。“今后，东莞市会根据国家政策和当地实际情况，继续关注民生，而不是简单地将它制度化。”
争红包
“一怕漏，二怕硬拉进来”
“由于东莞市对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人数估计不足，最后发放总人数可能要超过预计的12.2万人，总财政支出可能会超出估算。”李小梅在发放开始不久时说。对此，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表示：“要实事求是，符合条件的再多也要补。”
由于东莞镇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加上没有统一的操作办法和具体标准，出现了村民争“红包”的现象。例如中堂镇上报人数达4.6万多人，占户籍居民总人数的62%，有多报嫌疑，实际核准人数后则大大缩水。
“一怕漏，二怕硬拉进来。干部亲属特别要严格把关。”大朗镇社会事务办的小韩说，“万江区在确定补助对象时，规定家里有空调、钢琴等贵重物品和有劳动能力而无正当理由在家的不纳入补助范围。”万江区党委委员叶爱青告诉记者：“万江区对申请名单进行了逐户核查，并公示。”时任东莞市民政局局长杜度说：“民政局只有全市低保对象3.6万人的数字，占全市户籍人口的2.15%，对低保边缘户以前没有做过统计。对于个别镇的数据差距过大问题，有两个镇退回重新审核。”
由于民政局重新审核把关，10月7日，全市核定出符合补贴标准的困难群众19.92万人，发放临时补贴1.99亿元，比原来预算增加了7000多万元。
议红包
“花在了刀刃上”
对于东莞在发放“红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免会扎破手，吃错部位。过分地指责创新中出现的问题，等于扼杀创新。临渊谈鱼，‘高’在‘进’而结网。”那么，东莞应“如何结网”？
东莞的“亿元红包”，既反映出政府公共财政的民生责任，又引发了社会对中国福利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探索。
对大岭山镇水朗村低保户刘世权来说，千元补贴多了一层含义：刚考上大学的二女儿的读书生活费终于有了着落。
“东莞让公共财政承担起民生关怀的责任，‘红包’花在了刀刃上。”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认为，“当政府财政达到一定规模，还利于民应成为人性化政府的决策考虑和选择。”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说：“公共财政用于民生领域，缓解了民众困难，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另外，关于中国目前的福利制度，广东省民政厅王小波认为：“东莞的做法是一条切合国情的派发路径——并非全民共享的‘普惠性社会福利’路径，而是定向发放给最有需要的低收入人群的‘救济性福利制度’的思路。”也就是说，中国国情决定了我国社会福利制度首先应立足于“雪中送炭”式的社会救济，而不是“锦上添花”式的全民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