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其博客中继续谈“误诊”。尽管因为“误诊三五成”论而颇感压力，但是他表示“继续博客，传播真理，纠正错误”。廖的态度亦是想把问题引出情绪化的困境，而进入更为理性、建设性的范围内。
回应质疑：理性看待局限
4月9日，廖新波发表博文《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文中提出，“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50％，如果你住到医院里，年轻医生看了，其他的医生也看了，大家也查访、讨论了，该做的B超、CT、化验全做完了，误诊率是30％。”
此语一出舆论哗然。廖受到了双方面的质疑。“受到侮辱的”医生们表示，中国的医疗水平绝不是那么差，“误诊三五成”论说法不准确，来源缺乏科学统计。代表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润霖、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林曙光等。林还警示说，随意发言“可能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矛盾”。
患者以及潜在患者对此说法更是大为震惊。有评论就提出，如果误诊率真的如此之高，看病岂不相当于花钱撞大运？患者的性命和利益如何才有保障？还有人怀疑，廖新波此论或存阴谋，乃是“为本系统做一点争取利益的代言”，只是代言之前应该“多一些客观和理性，尊重一点常识”。
廖新波的论据确实颇为单薄。其博文《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并没有提供观点的出处，但是有人分析认为，他主要是引用自一个治疗过著名演员傅彪的病理专家的文章。这位病理专家虽属于相当专业人士，但是此论似乎并不是出自正式论文。
对各方面的批评，廖新波先在4月12日给予了回应。他认为，客观的评论是主流，但是许多媒体“没有自己的新闻特点，转载别的报纸为主，好奇的多，哗众取宠的多，很多文章和评论都是没有阅读我的原文而主观臆测，甚至以讹传讹”。
今天，他再次就此话题发言说，“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带着逆反心理来看待我的文章，也不要用‘有罪推定’的逻辑来问罪我。”
那么，廖新波的真实意思是什么？他对媒体表示，他的本意是想提醒公众，医学不是万能的，每个人的疾病也是千差万别的。要理性看待这种局限，加强医患沟通，减少纠纷。当然医生也要加强学习研究，不断提高诊断水平。
这种意思在今天的博文表述得更加直白。廖新波称，“医生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看病，不要一开始就找专家，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请大家不要误解‘如果在一家医院被一个医生诊断了，一定要到第二家医院核实’的善意建议。”
探讨误诊：坦率面对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医学专家今天告诉记者，不管是不是存在误会，但是误诊的问题确实值得正视，这也包括医生自己。“毋庸讳言，误诊是相当数量的存在—具体数据或另说—我们的问题该是，为什么会产生误诊？如何才能减少误诊而保障患者的利益？这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医生要去探索思考这个问题，公众也要自己去了解理解。”
事实上，在医疗领域，误诊总是最敏感的部分之一。1999年10月，当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临床误诊误治研究会在无锡成立时，医生们也是相当困惑，因为“承认误诊误治无异于授人以柄”。然而，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几位医学专家还是联名成立起来。同时，一本《临床误诊误治》的杂志也在医界渐次传开。
为什么会产生误诊？医界元老吴孟超教授曾细数：误诊虽然是疾病诊断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但是造成误诊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一个疾病的误诊，不单纯只是医生的技术水平问题，还有服务态度、临床思维方法、知识广度、经验积累和当时的客观条件等……就病人而言，误诊除了疾病本身的复杂性外，还与求医者当时的心理欲望，与医生配合的程度，提供病史的准确性、可靠性有关。
廖新波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代技术给医生提供了更准确的证据，但是这并没有使误诊率降下来，原因或者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不是看他如何运用科学技术，而是看他这5个方面是否具备，即：渊博的医学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高尚的职业道德，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第一期《临床误诊误治》的发刊词这样说：临床医学科学的发展，说到底就是为了不断地提高诊断的正确性和治疗的合理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类经历了从失败到成功的漫长路程。可以说没有诊治的失败就没有成功。没有诊治的错误也就没有正确。不过，历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公正，重视正面的经验，轻视反面的教训，甚至把误诊误治与发生的医疗事故等同起来，以致不能客观地正视现实。其实，误诊误治是客观存在的，有些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对于医学科学的发展有着同等的重要作用。……要勇于暴露临床失误，把发生的误诊误治报道出来，可以教育自己，更重要的可使更多的人获益，这同样是对于临床医学研究的贡献。
只是现实是如此的复杂。随着医患关系、医媒关系紧张，留给医患合作的弹性地带也越来越小。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告诉记者，当前的环境使得坦率而真诚地直面问题成为不可能，那些敢于说出问题的人会发现，问题总是在有意无意地被转换指向，这将是医家和患者双重的不幸。“希望这次关于误诊的论战能够真正带给人们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口头的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