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木讷、不说话、只流泪、反应迟滞……
这是一些汶川大地震受灾群众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后表现出的反应。
而一群经历了32年前唐山大地震的志愿者们，正“带着感情”用他们的经历和感受来抚慰受灾群众的悲怆欲绝。
“我是唐山来的”
自打学校毕业后王安就再也没写过日记了，但这阵子，他每天晚上都习惯在笔记本上记下帐篷里外的每一次感触，哪怕只是几个关键字。
王安只是唐山工人医院的一名普通员工。深蓝色的长袖，外边又套上了一件跳眼的红色志愿者背心褂，“在医院做木匠活的。”他自谑道，“这个时候，唐山人的话特别具有感染力，虽然在单位，人家都觉得我是个不怎么说话的人”。
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但是他能令灾区的人民更觉得亲切，因为他正是当年唐山地震中父母双亡的遗留孤儿。
汶川地震发生后，32年前有着最深切体会的唐山人便立即决定“带着感情前来救灾”。地震后的第三天，王安就随着第一批唐山赴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先遣专家心理医疗队到了绵阳，并随同唐山救援队一起在重灾区上上下下。
目前，汶川地震已经夺去了6万多人的生命，而对于不少幸存者而言，这将会是一生难以愈合的伤痕。因此在此次地震发生后，国内的许多心理学家都纷纷提出要及时对灾后幸存者进行及时的干预。
“好几位丧夫的妇女都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经常念叨想死，我就经常去听她们说说心底真实的想法，让她们尽情宣泄出来。”这段时间来，王安接触过太多没有继续生活下去的意志的人了。“我知道这些间接受害者的有些想法还只是暂时性的，可以及时进行疏导，这样让她们觉得自己获得理解，尤其是得到有过相同遭遇的唐山人的关注，痛苦就宣泄得更加彻底了。”
唐山地震发生的时候，王安只有4岁。在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之后从废墟中被救出时，爸爸妈妈没了，家没了，房子也没了，天真无邪的王安记忆里便有了“惊呆”这个词的第一次印象。“到现在我都记得那种场景，那也是我人生里的第一幕回忆场景。”王安轻轻地说道，自己随后便跟400多名孤儿被送到了石家庄育红学校。
很显然，此次地震损害最严重的当属学校。虽然到目前尚未统计出死者中学生所占的具体比重，但预计数目将不低。而眼睁睁看着昔日声音清亮的同学一下子不见了，在幸免于难的学生中的心理阴影可以想象。
在进行心理干预时，王安就碰到过一个神情总是那么严肃的小孩，总喜欢站在教室墙外，不愿跟人说话，拒绝说出心里的体验与感受。
当王安问他是不是家里人都没了的时候，小孩摇摇头；再次问他现在有了新学校可以继续上学了高兴不高兴的时候，小孩点点头。“高兴了为什么还不乐呢？”王安拉着小孩的手轻轻地问，但他没有得到答案。
直到当天心理干预结束，王安依旧没有让这个小孩说出话来。“这些孩子的心理现在都是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虽然有些小孩并没有悲惨到双亲双亡，但是眼前骤然改变的一切让他们不能适从、不能放松，我们需要时间，我们要慢慢跟这些孩子建立信任。”
虽然并不具备精湛的专业知识，但是王安一样能抚慰灾区人民的悲怆欲绝，并把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带过去。“我们都是带着自己对地震的感受跟他们交流，我们的这种经历是他们专业人士培养不出来的。”王安称。
灾后心理干预
驻扎在成都的唐山市委副秘书长鲁颖目前所掌握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5日，唐山心理咨询专家已经进行个体干预治疗166人，开展集体疏导138场，计6000多人。
地震发生后，唐山市就在第一时间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并由鲁颖担任德阳救援队队长。鲁颖表示，对汶川地震，唐山人感同身受，专业和非专业的支援者都在络绎不绝地往前线来。他表示，大家都是带着感恩的心，并想把唐山当年抗震救灾的经验带到这里。
在早期一份《唐山专家心理咨询服务队报唐山市委情况》的材料中指出，从唐山抗震经验看，由于当时注重的只是抢救人，而忽视了对伤员、受灾群众以及抢救队伍的心理疏导，造成了震后相当一部分人长久的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而现在四川震后群众心理刺激已经开始表现：行为木讷、不说话、只流泪、反应迟滞；出现易疲倦、发抖或抽筋、呼吸困难、记忆力减退、心跳突然加快等身体症状，出现易怒、过度警觉等情绪。
专家服务队开出的药方是，提供国家关怀、政府高效救援、全国上下支持等积极信息，宣传各种科学知识；对伤员由于心理恐惧出现突然大叫和抽搐等情况，采取耐心倾听稳定情绪辅以药物治疗；“一对一”心理疏导，对家长情绪不稳定情况，单独交流沟通。
唐山心理干预专家团队中的唐山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董惠娟博士当年也有过同样刻骨铭心经历。董惠娟指出，有形的物质破坏还是可以计算的，但是无形的心理创伤却难以抚平。
“灾后心理干预往往需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如果我们现在及时介入，就可以避免灾后人们患上创伤性心理疾病，以免导致当年唐山地震后出现的很多后遗症。”董惠娟表示，尤其是现在很多救援官兵，更没见过那么多遇难者的遗体，如果不尽快进行疏导、治疗，对他们的伤害不会比受灾的人小。
